今文經學派是兩漢間以儒家經書研究而形成的學派，它的出現需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。史記李斯列傳中記曰：“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，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、書、百家語者，悉諧守慰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，以古非今者族，吏見知不舉者，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鯨為城旦，所不去者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。若欲有學法令，以吏為師。”

這一個政策，被秦始皇執行了，于是除了醫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以外，民間所藏的先秦百家之書盡皆焚毀，僅存官方所藏，也只有官方職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閱讀。

自歐陽修懷疑“《系辭》非孔子作”以來，宋儒疑經惑傳的學術風氣開始流行。實際上西漢以來的今文《易》已根據似乎合理的思路改經了。歷史發展

博士官即官設的學問師、教導師，秦已有之，不限儒家之學，精通諸子百家者亦設為博士官，博士官所學，幾如戰國時各國食客之駁雜。秦始皇焚書坑儒，原只為禁絕民間之議論，是一個思想控制之政策，而非出于學派壟斷之謀，因此民間固無藏書，但官方所藏仍多，可是在隨后項羽火燒咸陽之際，就連秦官方之先秦藏書亦為焚毀，于是儒家經典與儒學的傳播同時消失。

漢初承秦制亦立博士官數十人，不限儒經，又及漢初政策重休養生息，以刑名黃老之學為政治措施之指導原則，這是雜糅道家、法家之學的一套政治哲學，也是西漢初年最高統治者的意識型態，甚至有因儒學觀念之堅持而遭致迫害的，如景帝時的轅固生及武帝時的趙綰、王臧，都是因文帝皇后竇氏的堅持，前者險因刺豕而死，后二者則因而自殺。

因此在西漢初年的這種風氣之下，過去被禁絕的儒家思想，便只能在一個緩慢的過程中復蘇，而不能有具規模的學術重整運動。然而儒學中所包含的重禮儀法度的經世之學之面貌，本就有在任何王朝政權中得以發展的生存條件，高祖時有陸賈著新語十二篇、叔孫通率儒生為高祖劉邦制朝儀、文帝時有賈誼著新書等事，皆以儒學觀念為基礎。西漢儒學之興盛，當首推武帝及董仲舒之功，然論及今文學派之形成，則應以五經博士官之設立為更重要的條件。即詩經，書經，春秋經，禮經，易經等。

最初，少數耆老開始講學，而儒家經書也在口耳傳授之際以漢代通行的隸書體文字寫成，若干儒學大家也開始在西漢政府中得立為學官，其中，與今文經學之興起有關的經學博士官，在漢文帝時立有三位，是傳詩經的博士：申培公、韓嬰兩位，及傳授書經的伏勝的弟子歐陽生博士；景帝時，又設了三個博士官：詩博士轅固生、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。

此時，詩有三家，春秋有兩家，書有一家。到了漢武帝建元五年春，援公孫弘之建議，置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春秋五經博士，于是增加禮經博士官及易經博士官，又依董仲舒之建議，“諸不在六藝之科，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并進。”至此，儒家經學的研究遂成為西漢官方所重的唯一學術傳統。至此以后的兩漢之際，雖仍有道家，道教傳統及自然科技思想的發展，但兩漢學風的代表性風貌，便成為儒學的天下，當然兩漢的儒學也是駁雜地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的。

這些被設為博士官的諸學者，都是在師承傳授下的經學研究，其所依之典籍為西漢文字新編之儒經，故可稱為今文經學。

武帝時，公孫弘又建議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，同享利祿，而兩漢之際，五經博士官數及弟子人數皆不斷增加，幾乎就是一個擁有政治勢力的學術團體。他們在對經學解釋及對政府體制、政策之意見上，形成了特殊的觀點，與后來發展出的另一批古文經學研究者的觀點多有不同，兩派較競，造成了兩漢學術史上重要的今古文經學之爭的歷史局面，古文經學者為與其區分，遂自稱為古文經學學派，并稱其為今文經學學派，于是有今文學派之名。